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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革與蘇州社會經濟變遷研究》
所在欄目:首頁 >> 黨史成果  發布日期:[ 2015-3-25 16:31:18 ]  選擇字號【 】  收藏本文


蘇州“黨史文化”叢書·第一輯

《制度變革與蘇州社會經濟變遷研究》

王玉貴等 著

古吳軒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引    

    在一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里,社會經濟生活受政治權力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原理的。 
    在西方制度學派看來,制度幾乎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既包括憲法秩序、意識形態,也包括所有制、產權界定,還包括國家、政府、工會、學校、醫院、家庭等組織。也就是說,制度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諾貝爾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思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宗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后來,他在《制度、制度變革與經濟績效》一書中又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作用而為人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與西方制度學派不同的是,我們更側重于正式制度在社會經濟變遷中的作用。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制度在社會變遷中起著非常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制度學派認為,“制度在國家興衰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社會變遷中,“制度變遷是最根本的,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變革” 。制度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制度建立的基本規則支配著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動,即從個人財產權到社會處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響著收入的分配、資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資源的發展” 。現代化論者也指出:“靈活性制度的出現,構成現代化的核心問題。”在他們看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工業革命首先在荷蘭、英國發生,是因為在這兩個國家,都有一種“適宜所有權演進的環境,這種環境促進了從繼承權完全無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權和其他對知識財產所有制的鼓勵措施,直到一套旨在減少產品和資本主義缺陷的制度安排”。對此,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指出:“權利的一種調整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產值。”著名的“諾思悖論”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由于“一個國家的政體決定著、指導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因此“除非我們制造出一個穩定的、對高效率的經濟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否則我們就決無可能建立起穩定的、高效率的經濟結構”。我認為這些論述對于理解制度變革與社會變遷的相互關系,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同樣的理論指導意義。收入本輯的幾篇論文都或隱或顯地以制度學理論為指導,探討了現當代蘇州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情況。 
    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經濟史,一方面是將經濟活動的開展和演變放在宏闊的社會變遷場景中來加以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探討經濟活動對社會變遷所起的推動或阻礙作用。我們的這一思路是秉持業師段本洛先生在《蘇州手工業史》和《近代江南農村》等著作中所堅持的學術思想而來的,只不過有機地融合進了制度因素。 
    1949年后,既是有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國家積貧積弱、屢遭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更是為了效法當時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盡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但毋庸諱言,權力高度集中條件下形成的發展目標單一、片面追求高速度等思想認識和實踐活動也留下了諸多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學術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就在于對這些經驗教訓進行不斷總結并上升為理性化的認識,以為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服務。 
    制度變遷理論中有一個重要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觀點。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在歷史制度主義那里,路徑依賴則是指:特定制度給予在某一政治系統中自我加強或產生正向回應(positive feedback)的動態過程。對此,馬克思曾指出:一種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路徑依賴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歷史傳統、歷史記憶或歷史經驗,它對制度變革既可以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也可能會起消極的阻礙作用。一般而言,在制度變革緩慢的傳統時期,歷史傳統或經驗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要相對明顯一些,比如經驗豐富的老年人在傳統社會常常會受到普遍尊重;而就舊制度的退場而言,傳統所起的慣性阻礙作用會相對明顯一些,對此,恩格斯指出:“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惰性力。”一種新制度產生后,就會隨之產生依賴這一制度的壓力集團,它們在現有制度下能獲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它們不希望改變現有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新的制度選擇會強化現存制度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制度變革的路徑和既定方向前進,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一些。這兩方面情況的存在就是“路徑依賴”得以產生的原因。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現實的以及面向未來的選擇決定于過去已經作出的選擇。經濟的、社會的變革不是驟然發生的,而是許多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要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就要重新認識過去。這就是所謂的“道路依賴性”或“路徑指向”。現代化論者也十分重視歷史慣性的作用。他們指出:“19 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后來嚴重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從此意義上說,中國今天面臨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
    根據這一理論,中國社會之所以未能正常地跨入資本主義的大門,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釋:盡管中國遠在 14 世紀就已到達通向爆發全面科學和工業革命的大門,無論是在科學、技術還是制度方面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由于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這樣的制度特點壓抑了人們的創新精神,缺少能夠給予人們的激勵機制。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國(官)主導型經濟社會,延至近代也以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官僚資本為主,并且在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就很快地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這樣的一種特殊發展路徑,能很好地解釋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遷乃至政治活動中的眾多獨特現象。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探索隱藏在紛繁復雜的社會表象后的內在規定性。當然,就學術研究而言,任何單一的理論和方法都遠遠是不夠的。 
    收入本輯的幾篇論文,多為近幾年蘇州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社會經濟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方向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這些論文盡管還略顯稚嫩,但卻是各位學子在成長過程中所取得的一個階段性成果,經過時間上長短不一的檢驗,今天看來仍有不少學術、理論價值。這就是將它們編輯出版的依據所在。在條件成熟時,今后還將陸續出版這類成果。 
    對我來說,將這些成果編輯出版的想法盡管由來已久,但這些成果終于能夠得以順利出版離不開一心想多辦實事、以促進蘇州史學研究不斷繁榮的中共蘇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吳晨潮主任、張秀芹處長等領導和專家的一再鼓勵和大力支持。對他們多年來對以我為主的學術團隊所給予的多方面的無私關愛和傾力支持,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謝!同時,本輯所收論文都大量使用了蘇州市檔案館館藏資料,在此我們也要感謝蘇州市檔案館工作人員多年來給予我們的高質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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