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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縣長”浦太福
所在欄目:首頁 >> 黨史人物  發布日期:[ 2014-5-15 10:43:08 ]  選擇字號【 】  收藏本文

  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歲月中,浦太福毅然放棄國民黨區長職位,投身革命,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轉戰大江南北。解放戰爭中,浦太福回家鄉開展地下工作,國民黨以三十億法幣懸賞捉拿浦太福,軍警特務四出搜捕,始終沒有得逞。因此,流傳著許多浦太福“飛檐走壁”的傳奇故事。浦太福真的身懷絕技,能“飛檐走壁”嗎?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浦太福體魄健壯、機智過人,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群眾,在許多群眾百姓掩護下脫離險境。因為我們黨和人民群眾保持著血肉聯系,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太倉解放后,浦太福任太倉縣第一任縣長。解放初期工作十分繁重,他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系群眾黨的優良傳統,經常深入農村,常常是光著腳和農民一起勞動、聊天,宣傳黨的政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群眾百姓親切稱他為“赤腳縣長”。凡是熟悉他的同志回憶起當年情景,無不稱頌。

  2013年6月,黨中央組織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全體黨員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發揮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現摘編幾則浦太福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小故事,以饗讀者。

 

楊興掩護浦太福脫險

  楊興,九曲鎮方橋村人,貧苦農民。

  1940年8月的一天夜里,“江抗”五支隊偵察參謀浦太福經人介紹找到大地主錢寅階家長工楊興,請楊興第二天早晨把他護送到璜涇。那夜,浦太福和楊興睡在一起,浦太福對楊興講了許多抗日救國的道理。楊興耳聞目睹日寇的種種暴行,早就對日寇痛恨在心,這次經浦太福的啟發引導,決心參加抗日救國斗爭。第二天一早,浦太福坐在楊興推著的獨輪車上,向戒備森嚴的老閘大橋走去。這時,一個漢奸翻譯領著兩個日寇迎面走來,問楊興:“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錢家推車的,叫楊興。”“車上坐的什么人?”“我家少爺有事上璜涇。”楊興鎮定回答,漢奸翻譯知道錢家少爺常坐車進出,就揮了揮手放行。楊興把浦太福送到了璜涇。

  1947年10月一天下午,楊興正在地主家忙著把揀好的棉花裝到蒲包里。中共蘇常太工委委員浦太福突然到來,準備先在楊興那里休息,夜里再想辦法到歸莊。浦太福與楊興已經有幾年沒有見面,就相互寒暄。正在這時,楊興的一個朋友趕來說:“不好了,后面來了國民黨的軍隊。”浦太福一聽,馬上拔出手槍想沖出去,楊興連忙攔著說:“別慌,我來想辦法。”他一邊說,一邊掃了一眼靠墻放著的八九頂竹簾,迅速把浦太福卷進竹簾,然后連人帶竹簾往墻邊一靠,再將其他竹簾整整齊齊地靠在外面。一切安排停當,十幾個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士兵沖了進來。他們問楊興:“有人來過沒有?” “我一直在這里做活,沒有看見!”楊興說,但敵人不死心,東看看,西找找,還到隔壁幾間房子里去搜查了一番,搖著頭走了,楊興見敵人走遠了,才叫浦太福出來,護送到安全的地方。

 

樊桂英掩護浦太福

  樊桂英,女,常熟市東張鎮人,1939年嫁到王秀鎮楊漕村。  

  1941年7月,日偽在蘇常太地區大規模“清鄉”,白色恐怖籠罩著太倉北部抗日游擊根據地,抗日游擊隊和民運干部的活動轉入地下,形勢非常嚴峻。9月的一天,新四軍6師浦太福剛到楊漕鄉,日寇就尾隨而來。浦大福得到消息,已來不及轉移。樊桂英不顧個人安危,趕緊把浦太福藏在自己家屋山尖的竹籮籩里,使浦太福安全脫險。狡猾的敵人不死心,隔了兩天,又突然闖到樊家。當時,浦太福還未離去,雙方正巧迎面相碰,日偽軍步步緊逼,兇狠地叫道:“你是什么人?”這時,樊桂英沉著、機智地答道:“他是我父親,從東張娘家來看我。”與她同行的董慶生也出面擔保,說浦太福確是樊桂英的父親,使浦太福再次幸免于難。

  第二天一早,樊桂英把浦太福要送的信塞在竹管里,穿著破衣服,提著破籃子,手持討飯棒,假裝討飯,來到常熟東張鎮南新閘交通站,與組織取得聯系。當夜樊桂英便將浦太福平安地轉移到東張。

 

關心群眾  平易近人

  施光華,原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顧問。曾任中共太倉縣三五區區委書記。

  浦太福參加革命后,不論是在教導隊當學員,還是在各種工作崗位,總是能吃大苦耐大勞。回到家鄉堅持斗爭和后來當了“父母官”,更重視聯系群眾。他下鄉工作,常是光著腳和農民一起勞動、生活,人們稱譽他是個“赤腳縣長”。干部、群眾中哪家有困難,都喜歡同他交心。他兩口子收入并不很多,還要承擔子女的扶養費和學習費,但是對重病缺錢求醫和其它家境特困的同志和群眾,總是慷慨解囊。有的困難戶“借”了他的錢,年終勉強償還,他就說,這錢你先拿回去過年,以后有錢了再“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全家下放到太倉花橋公社落戶勞動改造。他照樣和社員一起下地,重活干不動,幫做一些輕活,為社員燒水送茶。他在花橋公社時,我打聽到地址,和他通過幾次信,戰友們見到我,常談到他的為人,共同回憶和他在一起工作、戰斗的往事。他也很掛念我和其他同志。上海一位戰友對他說:“施光華到上海時,我一定陪他再來看你。”1976年,他已經初步落實政策,搬到太倉燈光球場(現中心廣場)邊的三間平房內。我因公到上海,和上海這位同志特地到太倉看望了他和何真同志。看得出,他那天是很高興的,但是身體已很虛弱,似乎也高興不大出來,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

  1982年江蘇省黨史工作辦公室成立,譚震林同志在南京人民大會堂作報告,會后問夏光同志:“當時那個浦參謀,現在怎么樣啦?”夏老回答:“浦太福同志前兩年去世了,老同志和當地干部群眾都很懷念他。”譚老一時無言,好像在追憶轉戰大江南北時的往事。

 

我的老首長

  方大華,曾任浦太福警衛員。

  1947年1月,浦太福奉中共蘇常太工委的指示,率領武工隊渡江南下,深入太倉縣境北部何項區開展工作。國民黨縣黨部“剿匪委員會”封鎖交通要道,暗布密探,以30億法幣懸賞捉拿浦太福,致使地下工作面臨著重大的艱難險阻。期間,浦太福化名戴一年,人稱戴先生,沒有一點架子,老少能和,貧賤能融,平易近人,身著粗布衣裳,冬天腰圍“竹裙”,走路常常趿著鞋跟,一副活脫脫的貧苦農民模樣,因此在地下工作中如魚得水。

  那時,浦太福與我們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一升米糧食與一升米代價的菜金,從數字上者,生活要比一般農民好。但我們吃的是“百家飯”,吃到哪家,伙食費就全交到哪家,不定做,不加菜,那是鐵的紀律。所以,麥粞飯、麥粞粥、蕃瓜、蕃芋、芋艿是家常飯;水螺、燉酒糟、乳腐、醬瓜、青菜、蘿卜是家常菜,有時還鹽湯淘飯,難得吃上點葷腥。即便是這樣,伙食費支出要每天記帳,還要經浦太福審核。要說有點特殊的活,按規定浦太福每天有一包“前門牌”香煙、一只雞蛋。可他經常吸“三星牌”劣質煙,連同節省下來的津貼都救濟那些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如一次在開展工作中,住在歸莊的一位瞎子老太家,老太生活特別困難,他給了相當于6石米代價的錢幫助她解決困難。浦太福以此教育我,艱苦的生活能磨礪出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革命信念,這是一種有形無聲的工作方法,能喚起群眾的覺悟,取得他們的信任,獲得他們的支持,受到他們的保護。

 

執政為民  不徇私情

  何真,離休干部,浦太福夫人。

  1949年5月13日,太倉縣城解放,浦太福任縣長。14日下午一時,太倉召開慶祝解放群眾大會,大會開了不到半個鐘頭,隆隆的飛機聲掠過禮堂上空,接著連續幾聲炸彈爆炸的巨響震得禮堂屋頂泥灰齊下,會場秩序頓亂,有的從窗口跳出,有的奪門而出。站在主席臺上的浦太福鎮靜自若指揮群眾有秩序的撤離會場,分散在操場的篙笆和樹下隱蔽,一點也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    

  解放初期,縣政府機關預防國民黨飛機再來騷擾白天暫移城郊,晚上回城辦公。浦太福因工作繁重,一刻也沒有離開縣城,日以繼夜的拼著干。不久肺病復發,吐著鮮血。組織上動員他去休養治療,但他總以自己是本地干部情況熟悉為由,堅持帶病工作。

  浦太福出生于地主家庭,親戚朋友絕大多數是地主、資本家等上層人物,加上開展地下工作需要,交結了不同層次的人,社會關系復雜。當浦太福進城當了縣長后,這些人懷著各自的目的拎著大包小包到縣政府來拜訪。浦太福牢記執政為民、不徇私情信念,對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對象分別對待,所帶東西,一律拒收。有的熱情接待,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有的進行耐心教育,要他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響應政府號召,奉公守法;對罪大惡極的則直接哄走。如他姐姐的公公陳士勤,是太倉縣最大的惡霸地主。陳士勤以為是浦太福的親戚,擺出一副長輩架子,坐著黃包車神氣活現的到縣政府,浦太福聽到陳士勤聲音,要警衛員許小泉把他哄出去。再如他堂弟浦××拎了一小籃鮮活大蝦到縣政府,浦太福沒叫他坐,就問有什么事,還沒等他把話講完,就嚴肅地對他講,我們是共產黨的政府,不是國民黨的政府,支前的糧草一定要如期完成,以后不準來縣政府。這兩人在鎮反中因罪惡累累,被鎮壓了。

  浦太福對自己的父親也不徇私情。太倉解放初,為支援上海戰役,地委分配太倉300萬斤借糧任務。浦太福家也是借糧對象,他父親找浦太福說,前幾年你在家里拿了不少錢財(指浦太福為開展地下工作時在家里拿的錢財),家里沒有多少錢財,要求減少點。浦太福沒有答應,要他父親回去積極想辦法如數交情。他父親回去后還是不死心,讓他母親到縣政府來對兒子哭訴,亦被浦太福教育回絕了。后來,工作隊召開群眾大會,要他父親上臺表態,他父親嚇得爬在河里。浦太福知道后想,如他父親不按時交清,周圍地主將看樣拖交,會影響到任務完成。于是浦太福動員女兒她將家里的首飾變賣,如數交清,并許諾以后歸還。抱觀望態度的地主們看到縣長父親交了,也就乖乖的交出了借糧。遺憾的是,到浦太福離世也沒有兌現歸還女兒首飾的諾言。

  1962年,他母親病危時將僅存的一支壓發簪交給他作留念。但浦太福拿回家后對我說,這是剝削人民的東西,應歸還農民。他向組織上匯報后,將壓發簪賣給銀行,將錢與發票一起寄給生產大隊,大隊將此錢造了一座農橋。

 

共產黨干部真是了不起

  葛天民,離休干部,曾任浮橋區副區長、太倉縣政府秘書。

  浦太福當縣長時,主要抓全縣大事,日常事務工作都交給秘書搞。當時科局向外不行文,要經過縣長簽發才付印發出,我當秘書就是替縣長劃“行”,一不要跟在縣長后面夾皮包,二不要埋頭為縣長寫講稿。其實浦太福講話,從來不用講稿。他不穿襪子赤著腳進會場,敞開衣領上講臺,自拉自唱,沒有幫腔,沒有長篇大套,也不印發講稿。大家筆記本放在膝頭上,專心一致的記,好回去傳達。雖說過去工作不少,但形式主義很少。人人都說浦太福是個實干家。

  他的游擊習氣當了縣長仍未改,屁股坐不住,大事小事喜歡向下跑,憑著“11路汽車”,走遍全縣大小市鎮和廣大農村,尤其是不怕困難,常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太倉西部偏僻地區新湖鄉,解放初期是個土匪窩,沒人敢去,糧也征不上來。他就召集全體科局長,分村包干打殲滅戰。當時我和他住在紅房子一帶,是土匪經常出沒的場所,調查訪問走遍全村各戶,和老農促膝談心,終于挖出隱藏的土匪頭子羅大胖子,進行了鎮壓,不但勝利完成征糧任務,而且發動了群眾,為各項工作打下基礎。

  每年防汛期間,他常出現在沿江海塘上,不但視察指導,有時還和民工一齊干。1949年大潮大臺風,我在浮橋區海塘上向縣里告急,浦太福乘了客車,趕到東門,風勢很猛,把車頂住開不動拋錨,他就從東門步行到浮橋七丫口,廣大民工看到縣長頂風冒雨上堤,干勁更足了,有人說“縣長親上堤和我們一起干,開天辟地少有的事,共產黨干部真是了不起。”

 

不同尋常的“老農民”

  徐偉,離休干部,曾任花橋公社黨委書記。

  在我孩兒時代,浦太福的故事就在當地群眾中廣為傳頌,因此浦太福的名字我在十幾歲時就耳聞了。但真正認識并和他交往,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73年,我到花橋公社工作,浦太福隨何真下放到花橋公社東風大隊。

  那年的一次公社三級干部會上,我第一次見到浦太福。他給我的第一直觀印象是一個“老農民”,他膚色黑黑的、身體瘦瘦的、個子高高的、穿著普通,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老農民”。從外表上看,與“老農民”唯一不同的是,他身上背了一只春雷牌收音機,因為那時農民家中有收音機的還不多。

  在后來的交往中,通過了解,他家是生產隊里的議事地點,每晚生產隊干部和周邊群眾都去坐坐,他總是參與其中,還拿飛馬牌香煙熱情招待干部群眾。村里人有的叫他 “伯伯”,有的叫他為“公公”,已經與當地農民溶為一族,但他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老農民”。不同點之一:他是一個熱心幫助農民的人,農民有困難都愿意去找他。當時,生產隊集體經濟到年終時才分配,農民平時的零化錢比較緊張,有的人有困難時就向他求助,他總是有求必應。不同點之二:他經常向公社黨委反映一些農民生活中的問題、農業生產中的問題、基層干部的一些情況,起到黨和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不同點之三:他力所能及地為民辦一些實事,除了參加一些如在插秧時拉繩等輕勞動外,還利用他的收音機聽天氣預報,遇到天氣突然變壞,就通知生產隊組織搶收;他燒煮酸梅湯送到田頭,為農民服務;有人找他傾訴苦悶,他總是耐心傾聽和勸慰;鄰里糾紛找到他,他幫助勸解……

 浦太福同志那種不同尋常的“老農民”,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深入群眾、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并向有關部門反映一些社情民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正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精神,是我們黨員干部學習的榜樣。

 

管救濟的民政干部

  顧文彥,離休干部。

  1973年,我在九曲銀行工作時,聽到浦縣長隨何真同志從蘇州下放到花橋公社消息,專程去花橋看望浦縣長,先去公社黨委找郁浩然書記打聽浦縣長的住址。郁書記熱情地告訴我,浦縣長住在東風大隊,介紹說:他現在是那大隊管救濟的民政干部。周圍的貧困社員,凡是隊里預支不到油鹽錢的,就到浦縣長處借錢,有求必應。還有治病的也向他借錢,多數額較大,一般要10元到30元。有一農民看病向他借了30元,言明等年終分紅時歸還。分紅后,該社員上門還錢,浦縣長問他今年分到了多少錢,當知道該社員今年仍是超支戶,這30元是隊里照顧預支的過年的錢。浦縣長聽后就說:“這錢你拿回去過個年,等你今后好轉后,分到了錢再來還。”

  其實,浦縣長不單是下放后當管救濟的民政干部,他還經常幫助戰爭年代支持革命工作的貧困農民和貧困的戰友。1962年,我在歸莊銀行工作時,帆山大隊有個貧困戶叫陳金龍來申請貸款治病。他告訴我說:在抗日時期,浦縣長帶了民運工作同志,多次住宿在我家,后來被日寇知道了,將我的草房燒了。浦縣長在太倉工作,用自己的錢在經濟上經常照顧我。浦縣長調到蘇州工作后,每年仍寄錢物給我。這次要看病,不好意思再麻煩浦縣長,所以向銀行貸款。1975年,一次我去浦縣長家看望他老人家,看到陳金龍也在,陳告訴我:“我這次是乘隊里的裝糞船到太倉看病的,浦縣長又幫我付了很多醫藥費。”

九曲工作期間,我認識了紅星大隊9小隊飼養員朱林,他是個老黨員,復員軍人。他告訴我,他早年參加新四軍,南征北戰,在淮海戰役中負了重傷,左手失去了2個手指,視力也模糊了。太倉解放后,復員回九曲。回家后,浦縣長幫助介紹對象成了家,因家底差,自己又是殘疾,生活很困難。浦縣長經常在經濟上給予照顧,浦縣長調蘇州工作后,也照常寄些錢物來。

  1978年,在一次看望浦縣長時,我開玩笑說:“浦縣長,論工資你雖比我高二倍,可你的扶貧經費開支這么大,怎么夠呢,是不是還‘挪用’了何真同志的工資?”浦縣長聽后,哈哈大笑地說:“這是合法挪用,又是欠理的挪用。浦、何是一家,挪用是合法的;我從不事先與何真通氣,只是我一個作主,真是有些欠理,但這方面何真同志從來沒有向我提過什么意見啊。”沒想到,這次見面竟成了我和浦縣長的最后一次見面。

 

我的外公浦太福

  山飚,浦太福外孫。

  我的外公浦太福一向助人為樂,平易近人,和他共事過的戰友和群眾都親切地喊他“老浦”或“老縣長”。由于外公在群眾中有著較高的聲望,所以找他幫忙,上門求助的人不少,而他總是來者不拒。外婆常說,老浦出門時候口袋里裝著錢,揣著煙,不大功夫回來就兩手空空了。問他干啥用了,外公常說,我也不買啥東西,人家急用,就借給他們了。香煙,也是在和他那些工人、農民、營業員、炊事員朋友們的親密交談中不知不覺發光了。1976年夏天,外公因病在家休養。一天,一位九曲來的婦女哭著上門求助,當外公得知她這位老部下的女兒因患膽結石,家中困難沒錢看病時,立刻安慰她,拄著拐杖領她找到中醫院的老中醫朱逸才看病,幫助支付了看病的醫藥費。她治好病后,外公還專門寫信給九曲公社,請他們幫她安排工作。后來這個婦女幾次拿著土特產登門感謝,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外公一生廉潔奉公,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可到他臨終前,還是欠了一份還不掉的情。1978年春節,當時由于副食品供應緊張,外公一大早就到菜場買雞。他在市場另一側去換零錢,結果回來時,那老太對他說:“你不用付錢了,錢剛才有人替你付了。讓我把這只雞交給你。”外公忙問是誰付的,得到的回答說,是個男的,不認識,也沒看清楚長相,只把雞錢付了,一共5塊8。這下外公一連幾天吃不好、睡不著,天天到菜場上去打聽,幾乎問遍所有認識的人,甚至還貼出了尋人啟事,可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仍然不知道是誰送了這只讓他牽腸掛肚的母雞。

  每年的清明,我們全家總要去給外公掃墓。而每次在我們去之前,外公的墓前已放滿了花籃,外公那不起眼的墓碑因此在公墓中特別引人注目。每當此時,我心中就會浮現出外公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是我心中長明的燈。

 

(太倉市史志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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